王汝雕：法显故里“武阳”在临汾盆地南部
来源：
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
日期：2013-11-01
点击： 属于：学术论坛
作者：
法显故里“武阳”在临汾盆地南部
王汝雕 2013年09月26日
本文转自“尧文化”网站内容
编者按：
历史研究学者王汝雕先生《法显故里‘武阳’在临汾盆地南部》一文，提出了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其文虽短，但从史料记载、朝代更替、地域演变诸方面，较准确而又详细地推断出法显故里的地域范围。至于其确切位置仍然是谜，不得而知。
然而，多年来，对法显故里“平阳武阳”地处何处一直众说纷纭，各执一词，包括“襄垣说”“临汾说”......本文从另个侧面对上述说法提出质疑，不无道理，急需在临汾盆地南部进一步求证。
高僧法显是人类历史文化的一份荣耀，准确定位法显故里系众望所归，让其魂归故里，填补历史空白，是当代人应该做的一大幸事。愿专家、学者聚力考究完成这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艰巨任务。让我们共同努力吧！
东晋高僧法显（约337-422）的故里“平阳武阳”在今何地，多年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究其原因，在于史料的简略和缺失。
“平阳武阳”成为千年疑案
最早提及法显故里的，是其去世七八十年后，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僧祐（445-518）所撰的《出三藏记集》。该书《法显法师传》首次提到：“释法显，本姓龚，平阳武阳人也。”稍后，僧人慧皎所撰《高僧传》根据这部《法显法师传》写出了《法显传》。后世各书都依此说，或干脆称法显是“平阳沙门”。
汉晋时代，人们表述籍贯出生地已形成固定的模式，一般是“郡名+县名”，按此模式，“平阳武阳”一般是指“平阳郡武阳县”。问题在于西晋“平阳郡”所辖诸县中根本就没有一个“武阳县”，这就是后世聚讼纷纭的根源。
法显所处的时代，正是南北分裂的时代。僧祐在撰写《法显法师传》时，根本无法核实法显的籍贯，甚至可能连“平阳武阳”在北方何处也不知道。但僧佑是当时佛教律学大师，道风严谨，又是杰出的佛教文史学家，他与法显生活时代甚近，对法显乡里的记载不致有误。再则，如果法显是一个政治人物，他的传记就会流布甚广，也许当时和稍后就有人会指出这一问题，引起专家学者的注意，使“平阳武阳”得到合理的解释。可惜法显只是一名普通僧人，在古代，他的传记只在佛教界流传，他的事迹长期得不到世人的注意，久而久之，“平阳武阳”遂成历史悬案。
由于对“平阳武阳”理解不同，遂有“襄垣说”“临汾说”。认为“平阳武阳”应是“平阳五阳”者，持“襄垣说”，因为襄垣县有个五阳村；认为“平阳武阳”应是“平阳平阳”者，持“临汾说”，因为平阳县就是后来的临汾县。
临汾盆地确有“武阳”地名
确认“平阳武阳”在今何地，关键要在西晋平阳郡范围内寻找“武阳”这个地名。
在《新唐书》卷三十九《地理志三》“绛州”条下，一一列出了绛州境内的33个军府之名，其中第32个军府就叫“武阳”。
唐沿隋制，实行府兵制。这是一种“兵农合一”的制度。朝廷在全国设立几百个驻兵之地，称为“军府”，兵士按户征发，平时务农，每年轮番开往京师担任宿卫任务，有战事时开往前线，事毕即回营。军府分上、中、下三等，上府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府兵制在唐代前期盛极一时，自高宗、武则天当政起，天下久不用兵，府兵制度开始松懈，至天宝八年（749），各府巳无兵可调，以后各军府徒有兵额和军官，武器装备尽废。当安禄山反叛朝廷时，府兵已不能上前线了。
军府一般以驻地命名，绛州“武阳府”显然驻地在武阳。“武阳”相当于今日之乡镇。
唐武德元年（618）距法显生活的时代近300年，法显故里“武阳”这一地名应该能延续到唐代。唐代绛州的北境在西晋时属平阳郡的南境，因此唐代的这个“武阳”应该就是西晋平阳郡的“武阳”，即法显的故里。那么，武阳可能在唐代的哪些县境呢？
根据《山西省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0），西晋平阳郡南部的皮氏、临汾、襄陵、绛邑4县，到唐代已属绛州辖境。而且，历经近300年的战乱和政权更迭，至唐代，除襄陵县的建置未变外，其他3县都已不存在。具体是：
西晋的皮氏县，到唐代演变成绛州的龙门县。
西晋的临汾县，到唐代演变为太平、正平、稷山3县。
西晋的绛邑县，到唐代演变为曲沃、翼城2县。
至此，能找到武阳可能所在的唐县有：襄陵、太平、正平、稷山、龙门、曲沃、翼城7县。
由于不知《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的这些军府置于何时，因此有必要对属于绛州的7个县的详细情况加以分析，以缩小查找范围。
唐代绛州的区划多次变化。上述7县中，除正平、太平、曲沃、翼城4县一直属绛州外，其他3县都有改属其他州的历史。
稷山县本属绛州，唐末改属河中府。就是说，稷山县仅在唐末不属绛州，显然该县应在查找范围之内。龙门县，唐初为泰州治，贞观十七年（643）州罢，县改属绛州，元和初改属河中府。这样看来，龙门县在唐朝前期属绛州，而且新《志》列有龙门县境的皮氏府，所以龙门县也应列入查找范围。
襄陵县的归属比较复杂。两《唐书•地理志》都记载，襄陵县，唐初属晋州，元和十四年（819）属绛州。但此后的归属，史书记载并不一致：据新《志》，大和元年（827）改属河中府，而据旧《志》，则一直属绛州。但据日本僧人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他在开成五年（840）从五台山往长安的旅途中，于八月八日早上从晋州城出发，“出城西门，西南行卅里，到晋桥店断中。南行廿五里，到故关店。过河，入景云普通院宿。河北晋州襄陵县南界，河南绛州太平县北界。”文中的“故关店”即今京安村，店南之河即今豁都峪涧河。圆仁特别记载“河北晋州襄陵县南界，河南绛州太平县北界”，说明襄陵县在大和元年（827）后，既不是新《志》所说的改属河中府，也不是旧《志》所说的仍属绛州，而是又回归晋州了。也就是说，襄陵县在唐代200多年中，只有元和十四年（819）到大和元年（827）这8年中属绛州，其余时间都属晋州。这样，襄陵县说就应排除在外。
这样，查找唐代地名“武阳”的范围就缩小到龙门、稷山、太平、正平、曲沃、翼城6县。这6个唐县的辖境，今天设有7个县、市，即运城市的河津市、稷山县、新绛县，临汾市的侯马市、襄汾县（南部）、曲沃县、翼城县。它们在临汾盆地南部的侯马盆地内，从西往东排成一条线。
梁僧祐《出三藏记集》的《法显法师传》记载了法显为沙弥时的几件事，有助于进一步缩小法显故里的范围。法显小小年纪能轻易回家，说明出家的寺院离家不太远，应在数10里范围以内；他“尝与同学数十人于田中刈稻”，说明出家的寺院很大；武阳在历史上种稻；对于法显劝化“夺谷贼”的行为，“众僧数百人莫不叹服”，从而武阳附近应该有大寺庙群。
“武阳”应该是上述某一县的乡名，因此，唐宋碑刻墓志应当作为查找的重点。
既然法显故里“武阳”在临汾盆地南部，那么“襄垣说”“临汾说”自然不攻自破。
其他相关文章
山西省临汾市地震局原局长王汝雕余热献史志
2008-04-16 15:07:00.0 来源: 山西省地震局
临汾市地震局原局长王汝雕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任临汾市三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他发挥阅历丰富且长期从事历史地震研究的优势，发挥余热，献身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先后出版了《山西历史地震碑文集》《临汾历代碑文选》《临汾建制沿革》等专著。
近日，由其担任主编的《洪洞金石录》由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专著共收录现存的金石铭刻532篇，佚碑碑文297篇，另附因种种原因未予收录的57通现存石刻的目录和无碑文传世的佚碑碑目289条。内容包括：历代名人神道碑、功德碑、墓表、墓志，有创建、重修、增修庙宇、衙署、寺观记事和造像碑，有历代帝王御制圣旨、诏书、朝廷牒文碑，有记载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水利、田亩、教育、格言、生产、生活、地震、灾荒、宗氏家族、乡规民约以及自然风景等方面的记事碑，是一部记载数千年洪洞历史文化的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
http://www.cea.gov.cn/manage/html/8a8587881632fa5c0116674a018300cf/_history/08_06/30/1214799624140.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