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天取经第一人
郭天印 张 剑
2023.8.19
若问中国历史上西天取经名气最大的，相信百分之九十的人们都会说是唐僧唐三藏，也就是大唐天子唐太宗李世民那位可爱的“御弟”玄奘法师。顺便的，还要提及唐三藏的三位天性各异的徒弟。原因很简单，一部吴承恩的《西游记》已经将四个高度文学化了的形象耸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峰峦之巅，而当代科学的产物电影电视又将《西游记》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一系列文学衍生物以更加形象化或具象化的意念及物体播撒于四海九州，普天之下。真正历史上的那个唐僧究竟什么样子，反倒不重要了。
然而，这个将西天取经第一人的桂冠挂在唐僧头上的答案其实是一个绝大的错误！真正的西天取经第一人并非唐僧，而是法显大师。一个地道的山西人。
法显（公元334年——420年），平阳（临汾）武阳人，东晋高僧，也是一位伟大的佛学家、翻译家和探险家。法显西行取经的年代，要比那位大唐御弟要早上整整230年，他的西行成就也要比玄奘大上许多。就佛学来说，只有法显才是南北朝时代佛教西行求法运动的最杰出代表者和学说上的集大成者。同时，法显还对增进中国与南亚各国的友谊，为古代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其他人莫与能比的贡献。正因如此，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故鉴今，在重要的外交场合先后七次提到法显（其中五次称“高僧法显”），并给予高度评价。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作为中国人，尤其是山西人，我们真的应该认真了解一下这位活跃于1800年前的三晋英才，并对他的思想与实践有一些大概的考究了。同样有鉴于此，我们还有必要回答一下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个问题：为什么，成就明显要大得多的法显，反而在当今世俗的名声不若唐僧那般显赫，传播也不如玄奘那般普及。其实，原因很简单，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唐僧有一部《西游记》以文学的形式，在源于生活，忠于史实的基础上对玄奘和他的艰辛西行进行了艺术再现。而艺术是可以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让一段故事和几个人在潜移默化中深入人心的。不仅深入了中国人的心田，而且深入到岛国日本，深入朝鲜半岛，深入到整个东南亚乃至欧亚大陆。渐渐地，成为了几乎是家喻户晓老幼咸知的另类“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代表。
法显就没有赶上这样的机遇，据笔者所知，近代以来，尤其是近些年来，虽然随着人们尤其是佛学界对佛教历史的深入了解和不断挖掘而使得法显这位真正的“高僧”逐渐走向更高更大更光鲜亮丽的舞台，但是，基本而言，这种研究，这种发掘还局限于宗教和学术范围之内。对于法显和他所赋予中国历史的能量，对于他在我国和南亚各国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贡献还是知之甚少，研究更是浅涉皮毛。至于以文学的形式来弘扬这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更是探索者有之，成功者难言。
那么，这又是由于一些什么原因呢？
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无论你是以学术的方式来论证法显对于那个时代与某种学术的意义所在，还是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再现法显的一生，以至于让今人能够看得懂，看得进去，进而能够与1600年前的法显产生共鸣，这其中最关键的一环恰恰在于大诗人白居易所说的那个“时”。什么是能够与时代所契合的“时”呢？说到底，就是作为研究者创作者你必须能够走进1600年前的法显，了解那个时代的风云变幻，暑热冬寒。进而与法显大师一道去寻找能够破解彼时的迷茫，探寻光明的所在。
1600年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1600年前的佛教界又是什么样子？1600年前的东晋能够与我们的今天相关联吗？
能！不仅能，而且能！必须能！
翻开历史，翻开中国佛教的发展史，我们可以了解到：在中国，佛教自东晋始盛，齐永明7年10月，在京城，一次很普通的佛学演讲的听众竟然能够达到500余人。至梁武帝时，此风更盛。京城在册信徒多达5万余人。而东魏北齐时“都下大寺略计4千，所住僧妮将8万。讲席相距，2百有余，听着常过1万。”唐代大诗人杜牧所说：“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正是那个时代佛教盛行的压缩版写照。
我们都知道，佛教主张人生向善，积善成德，信众多了岂不是好事一桩吗？未必！在这众多而杂乱的讲席之中，由于当时的佛教界并无明确的清规戒律、行为规范，这就形成了南梁名臣荀济上书梁武帝时所痛斥佛法乱象所说的那样：“法席聚会，邪谋变通，称意赠金，毁破遭谤。此吕尚之《六韬》秘策也。”也就是说，随着信徒的增多，佛法的精进，佛教内部对于信徒必要的戒律就越发显得重要且必要起来。而这一切，在当时自我迷失，沉迷日久的中国佛教界要做到自省是根本不可能的。而印度那边佛教界已有的戒律又没有及时介绍和流传过来，这就使得中国佛教界内部尤其是上层乱象横生，无律可寻，以至于穷奢极欲，无恶不作。于是，就连一向对佛法宽容无度的齐梁贵族也看出其中的问题来了。而僧妮之间与僧妮与社会人等丛生的乱象，隐晦而淫秽丛生的不堪，更令像法显一样真正虔诚的佛家子弟感到无限的愤怒与不忍。在此情况下，为了精化与净化佛学，为了自身信仰的纯净，年届花甲又四但依旧一腔热血的法显集合了与他一样具有求佛向善，探寻真理与真正佛学教义之正宗的好友共11人，于公元399年由长安出发，经敦煌，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斯里兰卡。在印度与斯里兰卡苦学经年，并与当地佛学界形成了十分良性的交流，法显本人更成为名震印度佛学界的高僧大德。然后法显不忘初心，在满学归来的同时，车载船装，满载大批梵本经律从海路经斯里兰卡、穿越马六甲海峡、印度尼西亚，于公元412年9月在青岛崂山登陆。其时，已距法显从长安出发相隔整整14年。法显也由一个年过花甲的“壮年”而成为年届80 的耄耋老人，一个精通佛法，捍卫法学本意真经的佛学巨匠。归国后的法显没有半刻稍显松弛，而是一头又钻在南京郊外由他亲自督造具有西域风格的寺庙之内，潜心翻译，将他亲自带回来的6部24卷百万字佛教经典全部翻译为汉语。其中最重要的《摩诃僧祇律》四十卷，更是填补了中国佛教学说的一大空白，在佛教芸芸众生间明确了佛经所立之“比丘戒”218条，“比丘尼戒”277条。这一切，对于佛教的发展，对于佛教上层的行至戒律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愿。特别是对大乘教义的发展和顿悟学说的兴起，起到了促进作用，也对抑制佛教界的横生乱象，整顿和净化佛门圣地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正是从这一点上来说，法显对于中国佛教界在那个时代的拨乱反正，对于中外宗教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之大，可以说前无古人。自法显之后，中国佛教界成套且成熟的“清规戒律”森然而立，从而有效地遏制了糜烂败坏的风气，也直接导致在其后可以涌现出类似大唐玄奘法师这样的精进学者在由法显开拓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今天我们研究法显，了解法显，更是因为这位先贤身上有着刻骨铭心的爱国情怀。一个高尚的僧人，更是一个纯粹的中华儿女，三晋子弟。这里，我们不妨借法显在其所著《佛国记》一书中所记载下来的法显自身与同行者道整法师在异国他乡的对比：“法显去汉地积年，所与交接悉异域人，山川草木，举目无旧。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孤影唯己，心常怀悲。或于此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思念祖国，怀恋故乡，跃然纸上。
重温法显，了解法显，让我们以鲁迅先生为法显大师所写的一首诗做结吧：
中华脊梁骨，名句百万存。
此言非过誉，当之无愧人。
郭天印、张剑
2023年8月19日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