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维学:法显南渡
东晋高僧法显(334-420),感慨佛教戒律残缺,于公元399年以65岁高龄赴天竺(今印度)取经。他于公元409年75岁时,从多摩梨帝国(今印度西孟加拉米德那浦尔县的塔姆鲁克),乘船到了师子国,即今斯里兰卡。
法显为何远渡重洋去师子国?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法显不畏艰险赴天竺,目的是求取戒律,但在天竺尚未达到目的,而师子国有他所需的戒律。再是当时师子国佛教兴盛,有大德高僧、有佛牙、有佛足迹等圣迹,他想去瞻仰和膜拜。
斯里兰卡无畏山寺(摄于2019年)
他在师子国王都阿努拉特普罗城的无畏山寺等处修学两年(大约409年十月-411年七月)。在这两年中,他取得了所需的经卷,瞻仰了佛教圣迹,与僧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用自己的实践和著作《佛国记》谱写了中斯友谊的颂歌,为后人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财富。
一、法显游学斯里兰卡时,正是这个国家佛教兴旺、各派争鸣的时期。公元一世纪互拉甘姆巴国王创建无畏山寺,以大寺为中心的上座部一统天下被打破之后,犊子部、方广派等各部派思想不断从印度传入,无畏山寺兼收并蓄,成为包容和研究佛教各派思想的中心。佛牙舍利从印度运到斯里兰卡,也是由无畏山寺的僧侣负责供养。法显在斯里兰卡时正值摩诃那摩国王时期(410-432)。摩诃那摩国王也维护支持无畏山寺。法显在斯里兰卡修学两年,大部分时间住在无畏山寺。法显在《佛国记》中写道:“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许,通身七宝炎光,威相严显,非言所载,右掌中有一无价宝珠。”这说明了,当时,无畏山寺盛况空前。
二、法显到斯里兰卡时,位于该国中南部的圣足山已是有名的佛教圣地。据说,释迦牟尼曾三次来岛,当他第三次来岛时曾在萨玛纳拉山顶上留下了他左足的痕迹,自此萨玛纳拉山便以圣足山的名字流传开来。法显曾去圣足山拜谒佛足迹。他从阿努拉特普罗城出发,长途跋涉,当他来到现在的宝石城附近时,曾在一个山洞里停留,休息数日。法显当时与当地居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此事在当地世代相传。这一带的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外国来的高僧,便将这个山称为法显山,他休息过的山洞称为“法显洞”,山脚下的一个村庄称为“法显村”,村中的寺庙称为“法显庙”。由此可见,斯里兰卡人民非常尊敬这位中国来的高僧。
三、法显在无畏山寺朝拜时,“于玉像边见商人以晋地一白绢扇供养,不觉凄然,泪下满目” 。法显的这段记载,说明了两点:一是法显看到来自祖国的物件,非常激动,思念祖国之情油然而生。二是斯里兰卡与中国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此白绢扇即是明证。
四、法显在斯里兰卡修学了二年,得到了汉地所无的梵本《弥沙塞律藏本》、《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目的已经达到,即乘可载二百余人的商人大船回国。我们虽不知商船的具体目的地是何处,但肯定是要到中国去的,否则,法显也不会搭乘。商船中途由于狂风恶浪,漂流到了耶婆提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或苏门答腊岛)。这绝非是商船要去的终极目的地,而是意外。但从此事可以看出,斯里兰卡那个年代就有制造大船的能力,而且早就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进行贸易。
五、法显在《佛国记》中对斯里兰卡的历史、地理、宗教、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作了详细的记载,为外界了解和研究斯里兰卡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诸如:“其国本在洲上,东西五十由延,南北三十由延,左右小洲乃有百数,其间相去或十里、二十里,或二百里,皆统属大洲。”,“多出珍宝珠玑,有出摩尼珠地,方可十里。王使人守护,若有采者,十分取三。”,“其国合适,无冬夏之异。草木常茂,田种随人,无所时节。”等等。
六、据《高僧传》记载:法显在山东崂山登陆后,应兖、青州刺史刘道怜的邀请,到彭城(今徐州)居住,并且在彭城度过了一冬一夏。北魏郦道元(466—527),在《水经注·泗水篇》中写道:“(泗水)又东南过彭城县东北,西有龙华寺,是沙门释法显远出西域,浮海东还,持龙华图,首创此制。法流中夏,自法显始也。其所持天竺二石,仍在南陆东基堪中,其石尚光洁可爱。”
法显在彭城建立了一座具有异国建筑风格的寺院。这在中国绝无仅有。他在寺院墙上镶嵌了两块石头。这两块石头并非是天竺的,而是师子国的,即斯里兰卡的。出家人不爱财,为什么法显不远万里要从师子国带两块石头回来?而且在海上遇到狂风恶浪,除了经卷和画像外,大部分东西都扔到海里了,石头为何没有扔掉?众所周知,斯里兰卡出产宝石。这两块石头应该是宝石,体积不会太大,小巧而精美。笔者认为,一是法显对斯里兰卡感情深厚,带两块宝石留作纪念,二是或许这两块宝石是友人所赠,情义无价,不忍扔掉。总之,这两块石头里蕴含着法显对斯里兰卡的深情厚谊。
法显是第一个游学斯里兰卡的中国留学生,是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友好使者。他为中斯友谊、文化交流等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外学者和领导人对法显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斯里兰卡史学家尼古拉斯·帕拉纳维达在谈到有史以来访问斯里兰卡的中国人时,首推法显,称誉他为“伟大的旅行家”。
习近平主席访问斯里兰卡时说:“文化上,在晋朝时期,中国高僧法显曾远赴斯里兰卡学习佛教,并在回国后写下《佛国记》一书,极大推动了佛教在中国的发扬光大以及中斯两国的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