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大格局姿态弘扬法显精神
—— 襄垣调研法显文化有感
冯春海
2020.6.11
近日,临汾市日报编委黄俊英主任组织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会长贾雪梅等一行六人,到长治市襄垣县与宣传部、仙堂山景区等单位对接，参观学习当地有关法显文化方面工作,其主要目的是调研“法显与一带一路对山西文化、经济的影响研究”这一课题。
山西省长治市襄垣县距离临汾市相距距210公里，是在山西省内开展法显文化方面的工作比较全面且力度较大的地方，如编排秧歌剧《法显》、多次举办法显文化论坛活动等，尤其是襄垣以“法显故里”为名倾力打造仙堂山旅游项目，尽管“法显出生地是襄垣”这一说法已被国家有关权威部门否定，但当地法显文化的开展仍然如火如荼。
6月9日，我们带着学习的态度和包容的情怀,驱车到达襄垣县，与襄垣县委宣传部马副部长见面简单了解一些情况后走访了几个地方。在途中，随机询问几名当地百姓，其中一个是30岁左右的饭馆老板，另一个是开着农机三轮车的60岁左右的农民大哥，当问及是否知道法显时，他们回答了很多有关法显的传说，对法显故事均有所了解。调研小组看到当地建设了“法显大道”、“法显出生地”、“法显出家地”，另外法显文化宣传标语和杂志也随处可见。当地政府多年来在此方面做出的大量工作和显著成绩,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临汾是法显故里，已是不争的事实，国家最新版《辞海》（1999）以及众多专家考证论文即是佐证。2018年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在市文旅局的指导下，短短的半年时间，依靠民间的力量，组织举办了多次论坛活动，建设了法显文化馆，并且于2018年10月份,经研究会和斯里兰卡龙华书院郝唯民院长的共同牵线搭桥，促成了临汾市和斯里兰卡阿努拉德普勒市对接友好城市，迅速扩大了社会“法显热”，为今后在临汾打造法显故里文化奠定了良好基础。
相比国内青岛、运城、襄垣等地，临汾市法显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晚一些，但在政府部门的不断重视下，在法显文化研究会的大力推动下已呈现后来居上之势。
2019年，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与斯里兰卡龙华书院共同发起了“‘一带一路’法显文旅城市联谊”活动，其宗旨是以大格局姿态,联合相关国内外相关城市（以法显有过交集的国家和城市），共同弘扬法显精神,带动各地旅游资源，促进各地方经济发展，尤其是2019年8月28日至9月2日，在斯里兰卡与斯里兰卡龙华书院合作成功举办了法显国际论坛活动，把法显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本次调研小组赴襄垣参观学习，可以说为“一带一路法显文旅城市联谊”走出了一大步。
相关资料：
一、法显出生地
国家最权威词典《辞海》（1998和1999版）中这样解释：“法显（约337-约422），东晋僧人、旅行家、翻译家。本姓龚，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南）人。中国僧人到天竺留学的先驱者。
著名研究专家学者章巽、方立天、楼宇烈、杨曾文、温金玉、冯巧英、袁维学、郝唯民（华侨）、释禅海（斯里兰卡）、谢惠生、乔忠延、东夷等分别有论述法显出生地是现今的临汾市的文章，其有关法显出生地考证论文可在相关书籍和网络上查询（本文略）。
二、法显在襄垣弘法
调研组一行6人来到仙堂山，见到了景区一名副经理栗先生，他热情安排了导游讲解并亲自带我们游览了整个景区，栗副经理和导游说，“该景区至今已投入十几亿元。历史上记载仙堂山的五泉寺有一个东晋高僧在此弘法，但后来突然隐去，猜想这个高僧应该就是法显。”没有历史考证的传说是猜想而已，但当地景区计划投入20亿元打造该风景区确实事实。据襄垣县当地知情人士讲，1992年春，为打造仙堂山景区，襄垣县政府派人去北京请赵朴初题字，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书法家赵朴初以法显故里有争议之由，婉言谢绝，后经多种渠道协调，赵朴初先生终于答应来襄垣考证两天后，写下了“东晋高僧法显法师”八字，从这个题字内容来看，赵朴初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法显评传》（姚阿林著）书中，叙述了法显从临汾至襄垣而后又到长安的前因后果，书中说道：法显在临汾某寺院受具足戒后的第二年，踏上了游学之路。一开始为了追随当时慧远、道安等名师，于355年，法显来到襄垣，宝峰寺、凉楼寺和仙堂寺都留下了法显传法的印迹，其中宝峰寺是襄垣历史上建寺最早、规模最大的寺院，人们在寺中遗存的石碑上，有看到过法显在此弘法的记载。书中又描述法显在上党襄垣待了七八年的时间后，法显就追随道安法师至长安的故事，当时的长安可谓是佛教传播中心之圣地。（详见《法显评传》第29至38页）。
查阅山西省社科院研究员王勇红一篇《再论高僧法显的生卒和籍贯及其时代背景》中提到：法显故里有临汾、襄垣和沁县之争……。王勇红文章中说：“在笔者的考察过程中接触到许多当地用来供奉法显石碣等遗物，为当地传说法显是襄垣人提供了部分佐证，襄垣县的这些历史记载、民间说法，可能还不是法显是襄垣人的确凿证据，但传说是历史的影子，从某些方面讲，可能间接反映了法显曾在襄垣县的凉楼寺及其周围的寺庙活动过，最后又从仙堂山古寺隐遁而去往长安的史实”（详见《法显故里话法显》第22页）。
襄垣多年来打造“法显故里”，其主要依据是日本学者足立喜六的文章和1979年版本的《辞海》，后来，经过章巽、方立天、楼宇烈等众多专家学者的考证，自1989年版本及以后的《辞海》就已将法显出生地纠正为临汾市。
笔者认为，既然国家权威性词典有勇气纠正“法显故里”之误，当地政府也应正视面对，没必要苦苦坚持！再说，襄垣政府和民间多年来的付出也并未白费，仙堂山作为法显具足戒后重要的弘法之地，填补了从长安出发之前的寺院生涯之空白。每个人出生地是唯一性，法显出生地是临汾市已是不争事实，各地宣传法显文化，弘扬法显精神，并非只靠“法显故里”才能开展工作。
因此，襄垣也没必要再为“法显故里”而去寻找（或者打造）影子证据，以法显在襄垣宝峰寺、凉楼寺和仙堂寺等地留下的印迹同样可以为弘扬法显精神发展自己的文旅产业。
冯巧英教授的《寻访法显故里》文章结尾这样写道：“柳宗元《晋问》中总结三晋人民善让、好谋而深、和而不怒、忧思而畏祸、恬以愉有尧之遗风，有这样的故土和人民才培养出法显等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我们寻找法显故里的时候先向这片土地和人民致敬”。
三、法显精神传承
著名作家袁维学先生研究法显三十余年，并用5年的时间著长篇历史小说《灵鹫山——东晋高僧法显传奇》（后改名《法显》重新出版），他的《论法显精神》文章中提到法显的“十大精神”感染者学术界人士，鼓舞着民间法显热爱者。
法显是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等“一带一路”国家最崇拜的人物之一。我们纪念法显大师，是感恩他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法显文化研究和法显精神弘扬，其最终目的是为地方服务，为社会服务，为“一带一路”经济文化服务。我们敬佩襄垣、青岛等地方为弘扬法显精神所做的一切，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坚持以“谦虚认真、开放包容、多元互鉴”的态度，进一步加强法显文化研究和法显精神弘扬，积极联合国内外有关法显文化研究组织，共同促进各地文旅产业和“一带一路”法显文化光大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