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平义：《佛国记》与法显生平探究

来源： 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 日期：2018-10-20 点击：3 属于：学术论坛

《佛国记》与法显生平探究

张平义

法显是东晋高僧，为求取戒律，弘扬佛法，不畏旅途艰辛，西行天竺（印度），以65岁高龄从长安出发，舍死忘生，陆路去，海路归，越14载春秋，历30多个国家，终于在79岁时回到中国。又用几年时间把所取梵文和巴利文经卷译作中文，共计6部63卷。并把所历各国的宗教活动，佛教建筑，人文地理，民俗风情等所见所闻详叙成书，约13900余字，这就是震惊世界，名传千秋的宝典《佛国记》。
《佛国记》问世后，在各国佛教界和学术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先后被译作英、法、日本、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阿富汗、尼泊尔等多国文本。法显舍身求法，爱教爱国，其精神感动了一代代中国人。《佛国记》在泱泱中华更是历千年盛传不衰。《水经注》、《四库全书》、《太平御览》等各著作中均有详载。可惜的是，《佛国记》乃法显65岁从长安西行写起，其身世故里、出家的寺院皆只字未提。梁·释慧皎所撰《高僧传》卷三中，也对他的出身作了简要介绍，言“姓龚、平阳武阳人。”三岁便做了小沙弥。并讲了法显与数十位同学刈稻遇贼人抢劫稻谷，经他一番劝善教育，贼人们遂弃稻而去，受到全寺数百僧人夸赞的小故事，仅此而已。至于“武阳”在哪里？法显出家的寺院在何处？他65岁至长安前干了什么？至今仍然是个谜。鉴于《佛国记》对故里“平阳”的影响更需探究一番。
  “平阳武阳”在何处？
梁·释慧皎的《高僧传》只提到法显是“平阳武阳人”，而《辞海》标注的法显是“平阳郡武阳（今山西襄垣县）人”。按《辞海》的说法，“平阳”是郡“武阳”应是县，但据多位专家考证，东晋时期并没有“武阳”的县名。如果《高僧传》说的“平阳”是县名，那“武阳”就可能是乡名、地名或村名。历史久远，朝代更迭，乡名、村名、地名不断变化，“武阳”这个地名被历史湮没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倒是“平阳”有据可查，地处平水之阳的今尧都区金殿镇即是帝尧建都之平阳。西晋时期，金殿镇是郡县治所，东晋刘渊称帝后才迁都“平阳”，重筑了“陶唐金城”，史称“刘渊城。”刘渊政权在此呆了十年便消亡了，刘曜取代后改国号为赵，迁都长安。金殿自然又恢复了郡县称谓。法显生于公元334年，逝世于420年，100年后的公元528年，平阳郡才由金殿迁至汾东的白马城（即今临汾市区）。
可知，法显故里“平阳”即指今尧都区金殿镇，“武阳”既非县名，那就是附近的村名或地名。
《高僧传》中还提到：法显三岁时有夜哭的毛病，一哭，家人便抱他去寺院，他便不哭了，白天又把他抱回家，这说明“武阳”与法显出家的寺院同为一地，不妨先探究一下法显出家的寺院。
法显出家的佛寺在襄陵
《高僧传》中提到与法显西行的同修中，有一位名叫慧嵬居“长安大寺”。这个寺有多大？不得而知。但作为国都的长安,“长安大寺”必在天子脚下，一定不会比一般乡村的寺院小，少说也不会少于数百人。而刘曜从金殿迁都前的刘渊时期，金殿一带称帝都，也算天子脚下，肯定有较大的佛寺。地处“刘渊城”下的今襄陵北街“北寺”（原庐舍院）应与“长安大寺”处于同等的地位。《高僧传》说法显出家的寺院“有数百僧人”，庐舍院也确可达此僧人数。这从金大定六年（1166年）该寺院铸造的一口大钟即可证明，此钟高25米，口径1.8米，重约数吨，据此可知庐舍院规模之大僧人之众多。另外，庐舍院地处水乡，亦可种稻，又在“平阳”（今临汾市）西南。方方面面都与相关文献相吻合，说明庐舍院即为法显出家的寺院无疑。
那么，襄陵北街周边地区也就应是“武阳”所在地。
据史料记载，“刘渊城”内城外廓分设四门，廓外均有屯兵把守，南门称“云龙门”，是交通要塞，应是屯兵的领导机关，至今，村民尚能指出“武衙门”所在地，这应是称“武阳”的缘由。西门称“西阳门”，门外有屯兵。西门外的中杜村，人们素称“长胡屯”，可能应指这件事。
  无疑，襄陵北街原庐舍院即为法显出家的寺院，法显故里“武阳”也在今襄陵镇。
法显赴天竺前的行迹
法显65岁才从长安出发西行取经。那么之前的岁月都干了些什么？《高僧传》只提到法显三个兄长因瘟疫早夭，家人才把他三岁送入佛寺做了小沙弥，10岁左右时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叔父尚存。但年代久远，战乱、瘟疫、地震频发，法显龚姓家族难免流亡绝户，襄垣县有龚姓村，而“武阳”所在地的今襄陵北街竟无一户龚姓是很自然的。
《高僧传》曰：法显“及受大戒，志行明敏，仪规整肃。常慨经律舛阙，誓志寻求。”可知，法显无一亲人，早把生命交给了佛祖，脱离了俗缘，在拜佛诵经的佛事生活中，一心事佛，才感受到“经律舛阙”。因为自东汉以来，佛教虽已兴起，但所传经卷多是经由印度传入我国西域，再由西域传入内地，经卷难免残缺。于是法显云游四方，遍访了远近寺院，也许平阳周围的仙洞沟、龙子祠、大云寺、广胜寺，甚至远到五台山、襄垣县的佛寺都去过。云游的过程中，一定听到不少佛僧难脱俗缘的绯闻。这更坚定了他寻求戒律的决心和信心，才有了长安之行。而在“长安大寺”竟然也没有找到律经。为弘扬佛法，法显别无选择，遂有了西行天竺舍身求法之举。法显不愧为“伟大的旅行家”。
《佛国记》对平阳故里的影响
法显西行归国后，共译出经卷6部63卷，卷轶浩繁，在印刷业尚不发达的年代，由抄写传至全国各地僧院佛寺，不是短期内可能实现的。当所译经卷连同《佛国记》一起传至故里平阳时，已是数十年之后的事了。
《佛国记》对平阳故里的影响极大。其一，作为平阳郡的所在地白马城，特于唐贞观六年（632年）起建了规模宏大的大云寺。并铸造了一尊铁佛头（名“原头佛祖”）置于六层的金顶琉璃塔底，用以藏经。所谓“原头佛祖”，是取了《佛国记》中所述的一则典故。说释迦牟尼成佛前，经过了天帝的几次考验，佛祖曾“割肉留鸽”、“以眼施人”“以头施人”“以身施饿虎”等。大云寺的“原头佛祖”即取了《佛国记》佛祖“以头施人”的典故。有一则传说，言长安曾于一山头塑了佛祖的全身铁像，因太高大，头一颠，竟跌落下来，滚到了山西平阳府，这就是大云寺的“原头佛祖”，长安也就只剩了佛身。如果真是这样，那长安的佛身也是取了佛祖“以身施饿虎”的典故。这倒也顺利成章，因为法显虽西行始于长安，平阳确是法显故里，平阳理当敬奉佛祖原头，长安只配敬奉佛身。
其二，如果长安只配敬塑佛身，平阳应敬塑佛头，那么真正应该敬塑佛祖全身像的还应是法显出家的佛寺。于是，受《佛国记》的影响，原庐舍院为纪念法显特改建了圣寿寺，不仅塑有佛祖释迦牟尼，文殊、普贤菩萨圣象。也是受《佛国记》的影响，在殿后特设了六根卧狮石柱。因为《佛国记》的一则典故说，印度某佛寺来了一位外道人，欲霸占佛寺，与佛僧就谁对各自信仰的教会最有诚意展开了辩论。佛僧言语激昂，侃侃而谈，每到激动处，石柱上的卧狮便高吼一声，唬得外道人逃离了佛寺。圣寿寺设置六根卧狮石柱，不仅表示了圣寿寺僧人对佛教信仰的虔诚，更是对法显译出六部经卷的敬仰。
作为法显故里的乡民，不仅在佛祖成佛的“腊八节”大锅熬粥，“代”菩萨“普度众生”，还以“浇雪山”的活动纪念法显。在襄陵北街村民的影响下，乡宁县等地建起了圣寿寺，“浇雪山”活动也传播到省府各地。周恩来总理在一次访问印度时说；“中国高僧为了寻求知识，曾先后来到这个地区，他们从你们这里学习了许多东西，丰富了当时的中国文化。”平阳大云寺的建筑、襄陵圣寿寺、“浇雪山”活动都证实了这一点。
其三，洪洞广胜寺也是受《佛国记》影响发展起来的。早在唐大历4年，就在霍山南岭上建了佛寺，建造了阿育王舍利塔。不幸于元大德年间遭地震、庙塔俱毁。遂将寺院、佛塔移于山下。重修后的寺庙，比原先规模更大、佛塔更高大雄伟。（元代《平阳府志》）
受《佛国记》影响，广胜寺在印刷经卷、弘扬佛法方面表现尤为突出。早在《佛国记》问世七、八十年后的金熙宗皇统9年（1149年）前后，潞州崔法珍（宏教大师）断臂募捐，于天宁寺组成“开雕大藏经版会”负责刻造，用平阳雕版印刷术，将法显西行所译经卷全部印出，这就是著名的《赵城金藏》。所有经卷连同《佛国记》在内，印刷时间共耗时30年。《赵城金藏·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即《佛国记》）刻于公元1148-1173年，为世界孤本，弥足珍贵。它比江西吉安、江苏苏州等地佛寺所刻《佛国记》要早近百年。
结   论
综上所述，基本可以明确，法显是今临汾市襄汾县襄陵镇北街村人，他出家的寺院为襄陵北街原庐舍院。法显一生事佛，一心向佛，舍身忘我，才有了《佛国记》所叙惊世的西行天竺取经故事。也正因为《佛国记》的影响，才有了平阳故里佛教的兴盛和佛迹的灿烂辉煌。

张平义：1941年八月十二日出生，山西襄汾人。临汾市法显文化研究会特聘专家。曾任襄汾县作协副主席，顾问，现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襄汾县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临汾市根祖文化研究会特约研究员，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襄陵分会副会长，近期撰写法显研究文章有：《法显故里在襄陵论定的补白》《佛国记与生平考究》《法显故里》《法显也是逆行者》等论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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